一年一度的妇女节又到了。近些年来，每逢妇女节前后，“女神”“女王”之类的称呼不绝于耳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妇女节俨然被包装成了“女神节”、“女王节”。
当然，这种称呼的变异和蔓延，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商家的炒作，除了制造一种虚浮的荣耀外，更为的就是赚女性口袋里的钞票。
把妇女节提升为“女神节”，看似是对女性地位的抬举和高升，其实还是有物化女性的嫌疑的，因为商家通过这种宣传手段要从女性身上赚取当得的利润，其实并无关女性的权益，而且也冲淡了还有些女性身处不幸福的现实。
所以，在这种变异的“女神节”迷雾的笼罩下，人们似乎也就淡忘了妇女节的历史来历及其重大意义。
妇女节全称是“国际劳动妇女节”（International Women's Day，简写IWD），又被称为“国际妇女节”、“三八节”或“三八妇女节”，是“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、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”。
和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一样，三八妇女节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节日，许多国家都在这一天庆祝这一节日，但不是为庆祝女性荣升为虚浮的“女神”，而是为纪念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，对女性表达尊重和欣赏。
无论中外，其古代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结构，女性基本上从属于男性，并且仰赖男性而存活。当时女性社会之低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，女性遭受各种歧视，溺毙女婴是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。
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，女性也空前地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，开始从经济上逐渐获得自主权，与此同时女性的权利意识也开始觉醒。
尽管如此，在工业革命开展的19世纪，在西方社会女性还要忍受“同工不同酬”的性别歧视。我去年曾给儿子从图书馆借回一本老外写的天文学书籍，里面提到19世纪末美国的天文学研究机构大量雇佣女性员工，因为女性雇员的工资只有同岗位男性雇员工资的四分之一左右。
而在满清统治下的旧中国，女性地位更是无比卑贱。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妇女长期遭受族权父权夫权的三重压迫。而胡适先生针对旧时代中国女性的命运说得更为形象：
“‘把女人当牛马’，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。我们把女人当牛马，套了牛轭，上了鞍辔，还不放心，还要砍去一只牛蹄，剁去两只马脚，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！全世界的人类里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！圣贤经传，全没有拯救的功用。一千年的理学大儒，天天谈仁说义，却不曾看见他们的母妻姊妹受的惨无人道的痛苦。”
进入20世纪，在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，欧美社会不仅爆发了男女性别平等大讨论，更引发了一系列女性权利运动，最终促成了“三八国际妇女节”的诞生，并且在争取女性普选权的过程中达到新的高峰。
在旧中国，最早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关注女性的权利问题，并且付诸实践。比如他们创立医院，收养弃婴，率先倡导废除缠足陋习，并且打破藩篱创办女学，致力于提升中国女性的文化水平，改变她们的命运。
还是胡适对此深有感慨道：“忽然从西洋来了一些传教士。他们传教之外，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，几个新观点。他们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，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。”
其实，“把女人也当人看待”这种新教训并不“新”，而是植根于那本古老的圣书，男人和女人受造平等，并且在祂里面都“成为一”。所以，他们把女性当人看，视为自己的同胞姐妹，甘于做她们的好撒玛利亚人！
这种朴素的理念对当时的中国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革命，并且对后来本土仁人志士的奋斗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和思想资源。
今天的时代总体上是在不断推动女性权利的保护的，但由于女性自身独特的构造性（她比男性软弱），不少女性时至今日还在承受着性骚扰、家庭暴力、被拐骗等伤害。所以，前几年美国爆发了“me#too”运动，很多女性自发地起来对各种形式的性骚扰说不，不再隐忍下去，并且勇敢地曝光那些侵害者。
在我们中国，这几年来有关“家暴不是家务事”、对家庭暴力“零容忍”的理念也是日益深入人心。而今年的这个妇女节也是异常特别。前不久，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，其中包括全方位核查和解救被拐卖妇女，这一决策令人翘首以盼。
所以，真正意义的妇女节，不是把女性当做虚浮的“女神”捧起来（从信仰的角度看，这也有拜偶像的倾向），也不是把女性当做可以买卖的“物品”贬下去，而是把女性当做真正的人，具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个体。这才是妇女节的价值所在，也是过妇女节的现实意义。
以上文章转自“寄居在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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